一名2007年出生的女孩为1974年出生的江西籍男子，近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民医院产下双胞胎。

  2.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技术，但事件仍时有发生。

  3.专家表示，我国针对的立法规制存在不足，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导致问题难以解决。

  5.专家建议，应从预防机制、打击措施、责任追究、善后处理、宣传警示等方面加强立法，明确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责任，使打击做到有法可依。

  一名2007年出生的女孩为1974年出生的江西籍男子，近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民医院产下双胞胎。目前，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相关情况做初步核查，产子一事属实。此次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技术。

  既然我国明文规定违法，为何仍然前有青岛汽配城地下事件，后有未成年女孩产下双胞胎事件？怎么样才可以处理问题？《法治日报》记者对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童云洪。

  记者：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技术。

  刘长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针对的立法规制存在不足。目前，针对的明确规定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这只是部门规章，只能规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相关行为，即对于违反该办法的医疗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利益链条上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没有办法进行惩戒。

  在更高规范层面上，国务院没有出台针对禁止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出台相应法律。此外，刑法中也没有规定行为构成犯罪。这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我们在应对时捉襟见肘。例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实际上并没有将规定为犯罪，这就使得以上规定形同虚设，无法起到打击的作用。

  现实中存在客观需求，也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有的人想要孩子，但缺乏生育孩子的主客观条件，比如单身男性，或者因为某些疾病不适合生育的女性，转而寻求满足需要。

  利益诱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在非法中介的操作下，形成一条黑色利益链条，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来说，通过获得巨额收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利益诱惑，吸引她们参与其中。

  记者：在此之前，非法中介一般寻找成年女性进行，如今竟然找未成年女性进行，这带来的危害是什么？

  刘长秋：实践中，这应该不会是普遍现象，但是应该高度关注，因为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不仅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会对正常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导致非常严重的冲击。

  王岳：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针对这种合谋性行为，治理之道在于使合谋各方之间形成利益博弈，即实行吹哨人制度，凡是举报违法的人员，政府给予比参与获利还要高的奖励，对行为形成震慑。

  如果想杜绝此类行为，不能仅仅处罚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可优先考虑效法这些年对拐卖儿童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治理方式，对处于优势地位一方，即购买服务一方进行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童云洪：治理需要多方协作。涉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黑诊所”（非医疗机构）、“黑大夫”（非医疗机构人员）、“黑中介”、人员、委托人员等，甚至包括境外相关机构，治理职责涉及多部门，所以应该多部门联合打击，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和相互协调义务。

  要通过关键药物的源头控制、斩断违法及获利链条、加强实名生产审核、鼓励群众举报等手段，强化预防打击措施落实、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打击境外链条及与境内的勾连。

  记者：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201号提案答复的函》指出：“将通过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对辅助生殖领域管理作出明确要求，严禁辅助生殖技术滥用，进一步加大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惩处力度，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及时跟进辅助生殖技术探讨研究进展，适时对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管理办法、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进行修订。”

  王岳：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立法。因为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行为的监管，不仅涉及卫健部门，还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立法，能够为各个部门综合治理提供执法依据。或者考虑到降低立法成本，可以修订现行母婴保健法，在其中设专门章节，对等问题予以规定。

  童云洪：可以从预防机制、打击措施、责任追究、善后处理、宣传警示等方面加强立法，对医疗机构内和非医疗机构进行的活动，都有系统的法律进行规制，并明确监管部门及其监管责任，使打击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应立法明确怀孕母亲是唯一合法母亲，让者对孩子负责，而对胚胎及生殖细胞提供者在法律上进行否认，让目的落空。

  刘长秋：国家卫健委提出适时修订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管理办法、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层面上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就我国来说，不管从行政法的角度，还是从刑法的角度，都要对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从行政法的角度，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至少在国务院层面制定一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为国务院各部门规制提供相关依据，扫清执法方面存在的障碍。

  仅依靠行政法规制，或者依靠民法调整关系，很难从根本上处理问题。根据过去的立法经验，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因此，可优先考虑在刑法中增设打击的相关罪名，明确规定（至少是商业行为）为犯罪行为，借助刑法之力对行为产生威慑，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尤其是商业性。

  3月24日，有打拐志愿者发微博称，一名17岁的女孩作为“妈妈”，为一名50岁的男子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产下双胞胎。该志愿者还称，其跟踪某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有较长一段时间，该公司销售人员声称，“卵妹”的价格跟学历挂钩，本科学历为10万元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为15万元左右，学信网可查线日，中山市有关部门回应称，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相关情况做初步核查，产子一事属实，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