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案件的起诉意见书，应当写明每个嫌疑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罪责和认罪态度，并分别提出处理意见。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九十一条是“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的特殊制作规范”，位于第六章“侦查”中“侦查终结”一节（紧承第二百九十条“特殊案件移送”之后），聚焦“共同犯罪中各嫌疑犯的差异化表述”“地位作用罪责的精准认定”“认罪态度的分别记录”“处理意见的个性化提出”四大核心，是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起诉意见书制作”）、第一百七十二条（“移送起诉”）及《刑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九

　　条（“共同犯罪规定”）的细化与实操化。其核心是通过“精细化文书表述”区分共同犯罪中各主体的责任差异、“分别处理意见”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构建“共同犯罪结构分析—个体责任认定—差异化文书呈现—精准司法衔接”的起诉意见书制作体系，避免“笼统起诉导致责任不清”“同案不同罚缺乏依据”，为检察院审核检查起诉、法院量刑裁判提供“事实清楚、责任分明、建议具体”的书面依据，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中“文书精准化”要求。内涵需从性质定位、核心要素解析、价值导向、实践意义四个层面系统解读，并结合“法定性”“差异性”“实操性”逻辑展开：

　　第二百九十一条是公安机关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的“专属操作规则”，本质是“以‘分项表述’破解共同犯罪责任混同难题、以‘分别处理意见’落实罪责刑相适应、以‘标准化框架’规范文书制作”，承载着三重属性：

　　”一目了然（参照《刑法》第二十六条“主犯责任”、第二十七条“从犯责任”）。

　　”（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问题（如遗漏从犯作用描述），提升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的规范化水平（参照《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式样》“共同犯罪起诉意见书”格式）。

　　本条逻辑层次为“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必须写明每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具体罪责、认罪态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核心是“明确‘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怎么写、写什么、怎么提意见’”。需拆解“共同犯罪范围”“地位作用罪责的认定与表述”“认罪态度的分别记录”“处理意见的个性化提出”四个核心要素：

　　严格依据《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需同时满足：①主体要件：二人以上（含二人）；②主观要件：共同故意（明知自己与他人配合实施犯罪，且追求/放任结果发生）；③客观要件：共同行为（分工协作，如组织、实施、帮助、教唆）。

　　以下情形不构成共同犯罪，不适用本条：①过失犯罪（如二人共同过失致人死亡，按各自过失承担相应的责任）；②同时犯（无意思联络的同一时间、地点犯罪，如甲、乙互不知情均盗窃同一商店）；③超出共同故意的犯罪（如共谋盗窃，其中一人临时起意抢劫，仅抢劫者单独担责）；④胁从犯（被胁迫参加犯罪，需单独注明“胁从犯”身份，按《刑法》第二十八条处理）。

　　甲、乙共谋盗窃，乙在盗窃中临时被害人，甲、乙不构成罪共犯，仅乙单独担责。

　　需通过证据链证明“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①主观方面：供述（如“我们商量好一起干”）、通讯记录（微信聊天“今晚行动”）、事前通谋证据（如共谋会议纪要）；②客观方面：分工证据（望风者证言、实施者监控录像）、赃物分配记录（转账记录、分赃笔录）。

　　甲、乙微信聊天记录“明晚10点XX小区见，你望风我动手”，结合监控录像（乙望风、甲撬门），认定共同犯罪。

　　原文：“应当写明每个嫌疑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罪责和认罪态度”

　　“四要素”是共同犯罪起诉意见书的核心内容，需明确“定义”“认定依据”“表述规范”：

　　指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组织、领导、指挥角色，按《刑法》规定分为四类：①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如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头目），或在共同犯罪中起最大的作用的（如抢劫案中持刀威胁者）；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如望风、提供工具者）；③胁从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需注明“被XX胁迫”）；④教唆犯：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需注明“教唆XX实施犯罪”）。

　　《刑法》第二十六条（主犯）、第二十七条（从犯）、第二十八条（胁从犯）、第二十九条（教唆犯）

　　甲（组织策划盗窃团伙，指挥分赃）→主犯；乙（听从甲安排望风）→从犯；丙（被甲威胁参与搬运赃物）→胁从犯。

　　指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参与程度与影响力，需结合“行为贡献”描述：①组织作用（如制定计划、招募成员）；②实施作用（如直接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如杀人、盗窃）；③辅助作用（如提供工具、望风、销赃）；④教唆作用（如劝说、利诱他人犯罪）。

　　甲在抢劫案中持刀控制被害人（实施作用，主犯）；乙驾车接送（辅助作用，从犯）。

　　指嫌疑犯各自实施的犯罪行为及造成的后果，需按“七何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手段、何后果、何关联）清晰描述，避免笼统（如“参与盗窃”）。需明确：①参与的具体环节（如“望风”“撬锁”“搬运赃物”）；②造成的独立后果（如“乙的撬锁行为导致被害人家门损坏”）；③与他人的关联（如“甲指挥乙实施盗窃”）。

　　甲（主犯）：2024年5月1日22时，在XX小区指挥乙、丙盗窃，负责望风并分配赃物；乙（从犯）：撬锁进入3单元201室，窃得手机2部（价值6000元）；丙（从犯）：在外接应，转移赃物。

　　采用“分人分段”表述（每人一段），每段包含“地位+作用+具体罪责”，语言简洁、逻辑清晰（避免交叉重复）。例如：“嫌疑犯甲，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地位），负责制定盗窃计划、招募成员、指挥分赃（作用），具体实施望风、分配赃物行为（具体罪责）……”

　　起诉意见书“犯罪事实”部分：“一、嫌疑犯甲（主犯）：地位为组织领导者，作用为策划指挥，具体罪责为2024年5月1日制定盗窃计划，指挥乙、丙实施盗窃，望风并分配赃物……二、嫌疑犯乙（从犯）：地位为次要实施者，作用为辅助撬锁，具体罪责为撬锁进入201室窃得手机2部……”

　　“认罪态度”是量刑重要情节，需明确“认定标准”“记录内容”“表述要求”：

　　需同时满足：①自愿性：无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②真实性：供述与案件事实一致（无虚假认罪）；③一致性：多次供述稳定（如讯问笔录无反复）。

　　甲主动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多次笔录一致，无逼供情形→“认罪态度较好”；乙仅承认望风，否认参与分赃→“认罪态度一般”。

　　需写明：①是否自愿认罪（如“自愿认罪”“不认罪”“部分认罪”）；②供述稳定性（如“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曾翻供后恢复供述”）；③悔罪表现（如“主动退赃”“向被害人道歉”）；④对指控罪名的意见（如“对盗窃罪无异议”“对抢劫罪有异议”）。

　　甲：“自愿认罪，对盗窃罪无异议，到案后如实供述，主动退赃2000元，悔罪态度诚恳”；乙：“不认罪，辩称仅被胁迫望风，未参与分赃”。

　　在“四要素”中单独成句，置于“具体罪责”之后，用“认罪态度”明确标识（如“另查明，甲认罪态度较好，乙认罪态度较差”）。

　　起诉意见书“犯罪嫌疑人甲”段末：“认罪态度：自愿认罪，如实供述，主动退赃，悔罪诚恳。”

　　“处理意见”是起诉意见书的结论部分，需明确“意见类型”“提出依据”“表述规范”：

　　根据各嫌疑人“地位、作用、罪责、认罪态度”及“是否应追责”，分别提出：①移送起诉（绝大多数共同犯罪人，如主犯、从犯）；②不起诉（如从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不需要判处刑罚”，可提“建议相对不起诉”）；③撤销案件（如胁从犯被胁迫程度深，未造成实际损害，可提“建议撤销案件”）。注：实践中以“移送起诉”为主，“不起诉”“撤销案件”需严格合乎条件（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相对不起诉”）。

　　甲（主犯，罪责重）→建议移送起诉，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乙（从犯，情节轻微，退赃悔罪）→建议相对不起诉；丙（胁从犯，未造成损害）→建议撤销案件。

　　需引用《刑法》条款（罪名、量刑幅度）和《刑事诉讼法》条款（处理程序），如“建议以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移送起诉”“建议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

　　处理意见：“嫌疑犯甲，涉嫌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移送XX市人民检察院审核检查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采用“分人列项”表述（每人一项），每项包含“嫌疑人姓名+处理意见+依据”，避免笼统（如“建议对甲、乙移送起诉”）。例如：“一、嫌疑犯甲：建议以盗窃罪移送起诉，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二、嫌疑犯乙：建议相对不起诉，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

　　起诉意见书“处理意见”部分：“1. 甲（主犯）：建议以组织、领导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罪、抢劫罪移送起诉；2. 乙（从犯）：建议以抢劫罪（从犯）移送起诉，量刑建议从轻；3. 丙（胁从犯）：建议撤销案件。”

　　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则设计，本质是“以‘分项表述’破解共同犯罪责任混同、以‘分别处理意见’落实罪责刑相适应、以‘标准化框架’提升文书质量”，承载三重核心价值：

　　“地位、作用、具体罪责分项表述”使各嫌疑人的责任“可视化”（如主犯的组织行为与从犯的辅助行为明确区分），为法院“差异化量刑”提供相关依据（如主犯从重处罚、从犯从轻/减轻处罚），避免“同案同罚”或“责任错配”（参照《刑法》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例如，某抢劫案中，主犯持刀威胁、从犯望风，通过分项表述，法院对主犯判处5年、从犯判处2年，体现责任差异。

　　“四要素+分别处理意见”的规范表述，使检察院审核检查起诉时能快速掌握“各嫌疑人责任轻重、认罪态度差异”，无需逐一梳理零散笔录，减少“因责任不清退查”（如检察院要求补充“从犯具体作用”说明），提升审核检查起诉效率（参照《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移送起诉退查率”指标）。

　　“分人分段+分人列项”的标准化框架，避免“共同犯罪起诉意见书格式混乱”（如仅写“某某等共同犯罪”，未区分个体），同时为“执法考评”（如“共同犯罪文书规范率”）、错案倒查（如“责任认定错误”溯源）提供书面依据（参照《公安机关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七条）。

　　通过证据（供述、通讯记录、分工证据）确认“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排除过失犯罪、同时犯、超出共同故意等情形，制作《共同犯罪认定表》（列明各人参与环节、主观故意证据）。

　　按《刑法》第二十六条至二十九条，结合“组织、实施、辅助、教唆”行为，分别认定各人“地位”（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作用”（组织/实施/辅助/教唆）、“具体罪责”（七何要素描述参与环节及后果）。

　　查阅讯问笔录、退赃记录、悔罪表现材料，分别记录各人“是否自愿认罪、供述稳定性、悔罪表现、对罪名意见”，注明“自愿性、真实性、一致性”认定依据（如无逼供说明）。

　　对照“地位、作用、罪责、认罪态度”及《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分别提出“移送起诉、不起诉、撤销案件”意见，引用具体条款（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按“分人分段”表述“地位、作用、具体罪责、认罪态度”，按“分人列项”表述“处理意见”，附《共同犯罪认定表》《认罪态度证据材料》（如退赃凭证、悔罪书）入卷。

　　甲（主犯）：地位“组织领导者”，作用“策划盗窃、指挥分赃”，具体罪责“2024年5月1日制定计划，指挥乙望风、丙撬锁，分得赃物3000元”，认罪态度“自愿认罪、如实供述、主动退赃”，处理意见“建议以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移送起诉，从重处罚”；乙（从犯）：地位“次要实施者”，作用“望风”，具体罪责“在楼下望风2小时”，认罪态度“部分认罪（承认望风，否认分赃）”，处理意见“建议以盗窃罪（从犯）移送起诉，从轻处罚”；丙（胁从犯）：地位“被胁迫参与者”，作用“辅助撬锁”，具体罪责“被甲威胁撬锁，未分赃”，认罪态度“不认罪（辩称被胁迫）”，处理意见“建议撤销案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

　　笼统描述“甲、乙、丙共同盗窃”，未区分地位作用；未分别记录认罪态度；处理意见仅写“建议移送起诉”，未区分主从犯。

　　甲（教唆犯）：地位“教唆者”，作用“利诱乙实施抢劫”，具体罪责“2024年4月1日劝说乙‘抢劫来钱快’，提供被害人信息”，认罪态度“自愿认罪、供述稳定”，处理意见“建议以抢劫罪（教唆犯）移送起诉，从重处罚”；乙（主犯）：地位“实施者”，作用“持刀抢劫”，具体罪责“4月5日持刀抢走被害人手机1部（价值5000元）”，认罪态度“不认罪”，处理意见“建议以抢劫罪（主犯）移送起诉”；丙（从犯）：地位“辅助者”，作用“开车接应”，具体罪责“驾驶车辆在外等候，接应乙逃离”，认罪态度“自愿认罪、退赃”，处理意见“建议以抢劫罪（从犯）移送起诉，从轻处罚”。

　　未注明“教唆犯”地位；丙的“具体罪责”仅写“参与抢劫”，未写“开车接应”；处理意见未引用《刑法》条款。

　　第二百九十一条是公安机关“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意见书”的“精准制作规范”，通过“分项表述地位作用罪责”破解责任混同难题，通过“分别记录认罪态度”体现个体差异，通过“个性化处理意见”落实罪责刑相适应，构建了“共同犯罪结构分析—个体责任认定—差异化文书呈现—精准司法衔接”的制作体系。其本质是在“文书规范”与“责任精准”间划定“以分项表述为基础、以分别处理为核心、以合法性为底线”的平衡线——共同犯罪起诉意见书绝非“简单罗列人名”，而是“责任可视化、建议具体化、程序合法化”的综合体现，确保每一起共同犯罪案件的起诉都“事实清楚、责任分明、建议恰当”，为“法治公安建设”提供“共同犯罪文书规范化”的关键支撑。

　　这条规则既是公安机关“规范共同犯罪起诉文书”的操作指南，也是“落实罪责刑相适应、防范执法风险”的制度屏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共同犯罪案件起诉文书精准化”的实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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