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无锡于1905年正式建立无锡县商会，跻身全国最早诞生商会安排的城市之列。自晚清以迄民国，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集体如漫山遍野般繁荣鼓起，见证了民族工商业的困难求索与欣欣向荣。随同社会主义商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商会安排更成为现代商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枢纽。无锡商会展开的百年进程，蕴藏着启迪当下、指引未来的名贵经历。无锡市工商联特于“工商史话”专栏推出《无锡商会史》系列文章，以追溯百年商会展开头绪，发掘前史深层价值，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展开注入精力动能。谨此，向本书主编汤可可、副主编王海宝及浦文昌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其次，商会总理都是对当地有大奉献而树有杰出口碑的人。作为商会首领，仅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对社会的奉献也是获取威信与声威、让整个当地衡量他们位置的重要砝码。在姑苏商会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初五日宁苏两属交税数额最多的前20人的名单，其间无锡、金匮两县有4位，周舜卿与祝大椿二人排列第一、第二位，雄居第一(见表1-1-2)。

  由此可见，这些工商巨子所获取的位置，是与他们名列前茅的交税额相匹配的。除此之外，他们在无锡当地还做了很多公益工作。周舜卿在其家园东鿍，展开全新的城镇建造，筑马路、辟商市、办校园，造福一方，由此，当地群众把这座古镇改称为“周新镇”，以赞誉他对家园所做的积德行善。其他，他们作为近代无锡第一代企业家，还体现了对后起之秀的奖掖扶持。周舜卿等为锡金商会的兴办者，而荣德生等尽管参加早，“亦为会员”，但尚属无名后生，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兴办保兴面粉厂时，厂房的建筑商便是周舜卿引荐的，这家营造商“适承建南洋大校园舍结束”，应该很有实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保兴改名茂新面粉厂，扩展生产，在添购石磨时，也得到怡和洋行大班祝大椿的协助，尽管那时他对荣德生自造辅佐设备的做法并不支持，但仍是乐助其成，体现了诚心扶持的宽广胸襟。荣氏兄弟早年除开办广生钱庄外，还开设有茧行，也曾将收得的茧子出售给薛南溟所开的丝厂，所以“收茧事务能年年挣钱”。

  相对而言，经济实力较弱的华艺三，则从其他方面做了补偿。华艺三(1860-1938)，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科秀才，授布政司理问衔，分省候选县丞。早年在北塘大街运营恒隆福面粉行。他是锡金商会第一任坐办，并继续达4年之久，以就事精明能干、公平正派而赢得声威。在其时总理身处上海，无法驻会直接处理日常会务的情况下，依照商会《规章》的规划，他其实便是锡金商会事务处理的首要承当者，对保证商会的正常运作，功不可没。期间，他还为当地做了不少公益之事。为协助商人子弟识字、管用，他与蔡缄三等，在县教育会的协助下，兴办商业半日校园，为商人子弟上学供给了去向。沪宁铁路全线注册后，无锡“商务日盛一日”，但从车站进城，隔了一条古运河，“尽管有摆渡船，终久不大便利”。所以，华艺三在较短时间内，出资造了一座通运桥，不久又设法造了一座通汇桥，联通锡邑老城区与新火车站。这大大便利行人出行，促进商业流转。工程总计花了8000多银元，尽管其时其间有4000元还欠着，但这毕竟得到世人的支持。也因而，宣统三年(1911年)他被推举为商会总理，成为清末第四任也是最终一任商会总理。

  宣统元年(1909年)，为推动当地自治，无锡在改组城厢之后，又谋划建立四乡公所。考虑到锡金“乡董散居各乡，无会合之所，致使声息鲜通，就事隔阂，乃至相互坐视，定见横生，亟宜联络一气。为推广当地自治之预备，故此次开会，意在就四乡固有之董事，固结集体，俾自治事务得逐步推广，期臻齐截。其就事规模，以处理四乡民事为主，滋长教育、农业、商业、慈悲各集体工作为辅，开办经费暂由各董筹集，事务所假定典业公所，并推举蒋君遇春为事务所坐办，并闻定于五月初十日仍假商会开建立大会”。而这次建立锡金四乡董事公所的安排者，便是曾担任商会坐办，被选为总理而未上任的孙鹤卿，他在清末当地上也算是说得着的人物。所以，商会倡议以近代自治理念办理当地公共事务，而替代传统狭窄、阻塞的公堂安排时，其首领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以商会总理为代表的不少会员长时间停留上海，加强了无锡商会与上海等地的联络。在清末，锡金商会作为一个安排，活跃拓宽自己的社会网络，与包含上海、姑苏等商会坚持了亲近的互动关系。如周舜卿、祝大椿等，长时间在上海经商，并早于锡金商会组成之前，参加上海商会，担任总会会董等重要职务，成为上海商会的骨干分子，长时间蹲守上海。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上海商会各业绅商13人具禀清政府商部请准建立上海商学会的署名名单中，列有周舜卿、祝大椿的姓名；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905年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会议，评论美货的办法，当场“签允不定美货的商董”，祝大椿代表铁业和机器业签了两个姓名。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也均一起参加上海商会成为其会员。其他，如祝大椿为开辟在姑苏的电灯公司事务，便于经济活动，还于宣统元年正月十九日(1909年2月9日)申请参加了姑苏商会。锡金商会也经常参加上海商会的活动，如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1907年12月7日)，锡金商会派孙鹤卿、华叔琴与来自全国及南洋的80余位商会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商法评论会，并协商准备建立中华商会联合会事宜。他们活跃参加沪苏等外地的活动，拓宽了锡金商会的影响。这样的作为，不只稳固他们本身作为上海滩绅商代表的位置，也扩展无锡城市及无锡商人在上海的影响，使锡帮商人在上海滩成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其时的《商务官报》等报刊也对周舜卿等作这样的点评：“商部参谋官周廷弼，复兴实业竭尽全力，其建立信成银行尤为商界所推许。近又拟筹办锡金劝工场，以期复兴锡金工业。其就事热心如此，洵实业家所当效法也。”这种两地的兼容与互动，为锡金商会信息的获取、情绪的趋同、行为的合一发明了条件。把锡金商会与上海商会《规章》的主旨作一对比，就能发现其间如“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害”、“定规矩”等表述多有符合，锡金商会模仿上海也彻底在情理之中。这既阐明其时无锡商界对上海的跟随，也反映了上海作为近代最早敞开的城市，其首先行为对无锡这样的内地县域的辐射影响。

  一起，锡金商会的不少做法又成为周边各县竞相仿效的目标。如组成商会一事，因清代江苏省督抚不同城，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姑苏，姑苏为省会驻地，照理姑苏商会理应早些建立。但归于江苏统辖的上海，为便于中外商约商洽，在匆忙中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首先建立商会，并冠名“江苏省总商会”，故姑苏商会因称号问题，建立之事就一拖再拖，迟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末才正式建立，晚于无锡。在准备商会过程中，姑苏常把锡金商会作为对比。如“本部院查上海为商务最繁口岸，业已建立总会，此外，常州府及锡、金两县亦均次序建造分会。姑苏地处省垣，商务繁复，将来宁沪铁路乐成，市道必更兴隆，似不便独付阙如，亟应由商务局照会省会公平绅董，赶忙建立商务总会”。其安排运转上，“伏查锡金商会总理薛翼运，今届被推举后，以申、锡均有经营，未能统筹会务，亦议举蔡文鑫在会代理。下会事同一例，爰议得将前总理中书科中书衔凌翔汉为该员代理总理，全部公文领衔处，统由凌荼、凌翔汉同署。”全部这全部，进一步拓宽了作为我国兴办较早的县级商会——锡金商会的影响力。

  第四，商会总理在推举与接任中稳固自己的领导位置，也集中体现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安排所倡议和据守的相等、民主等理念。纵观商会史料，不难发现，关于商会领导班子人选，一般存在会员投票推举和自己竭力推托的现象，最典型的是宣统元年(1909年)的换届推举。“咱们锡金的商会，有了现已好几年，是两县商务的总汇当地，全部有利商务上的工作，也办得不少。本年上一任总理祝兰舫任满，会中公同推举新总理，孙鹤卿的票数最多，应该孙君中选。孙君因工作太繁，竭力推托，不愿接任，而且坐办华君艺珊，也想辞坐办。会中尽管竭力款留，但不知留得住留不住呢。”“本年新举的商会总理孙鹤卿先生，不愿接任，前期报上现已说过了。现在商会因孙君必定不愿接任，邀了各议董，公推次大都的薛南溟先生做总理，薛君初起也是不愿，后来经群众力劝，刚才容许。再竭力款留华艺珊先生，依旧做坐办，艺珊先生也现已容许。商会的全局总算确定了。”实践就在这不即不离中完成了权利的替换、职责的分管和声威的建立。所以，每次换届后，上任仪式都是非常盛大火热，“锡金商会总理祝绅大椿任满辞去职务，本年更举薛绅翼运接任，兹于本月初一日行正式替换。是日，绅商学界到会致贺者不停于道，锡金两邑尊亦来申贺，商余、钱业两体操会更排队欢迎，军乐盈耳，颇极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