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王明一旦权在手，就要置于死地是人所共知的，遵义会议后，成为了全党的领袖，却没有对王明关紧给出路、给工作的大门，一直让他边工作边认识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王明仍对自己的错误避实就虚，不愿深刻反省，但仍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等待他，并让他出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个官虽说不大，但事关紧要，也是国家政权的要害部门，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万象更新，百事待举，以法治国的任务很重。王明虽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他曾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很得力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用人气度就在这里：襟怀坦白，用人之长。

  王明清楚自己出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后，颇为自我得意，他回家对妻子孟庆树说：“又给我任务了，他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是明君，有用人的度量，他让我起草新中国的《婚姻法》，哼，这是找对人了！你看我们两人，能够说是婚姻的楷模了，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恩恩爱爱，没有红杏出墙之事，也没有路边野花乱采之事。的领导人婚姻不成功的比比皆是，有谁比我们的婚姻更忠贞不渝？”

  孟庆树白了王明一眼，然后说：“是叫你起草《婚姻法》，不是让你做婚姻榜样，可没有树你为婚姻楷模的意思。何况，人家周恩来、是全党全国皆知的恩爱夫妻，树他们也不会树我们呀！”

  王明听孟庆树这么一说，兴奋的情绪又低落了下来，他自顾自摇着头，将思路转到了《婚姻法》的起草上来。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他要办什么事，都是先找理论依照，好在他对马列的妇女工作理论轻车熟路，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定很快熟悉这方面的马列理论论著，他还和工作人员一起起早贪黑，一条一条地审理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王明经过归纳，很快就提炼出了这些婚姻条例的总体精神：

  在结婚问题上，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的婚姻制度，婚姻以男女双方平等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强迫、包办和买卖婚姻；在离婚问题上，只要双方自愿，即可离婚，这叫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

  与此同时，法制委员会借鉴了苏联、东欧以及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王明亲自翻译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对执政时的婚姻法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吸纳。

  王明在领导起草《婚姻法》的过程中，不仅多次向、、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请示汇报，当《婚姻法》草稿修改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时，王明还决定把这个草稿提交给各派、司法机关、妇联组织征求意见。为了表示对妇女组织意见的重视，王明请示中央同意后，把起草好的《婚姻法》草稿首先拿到法制委员会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其他有关机关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上通过，随后又拿到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修正通过。

  经过上述过程，中央认为通过施行第一部《婚姻法》的时机已成熟，要求王明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作关于《婚姻法》的报告。中央下达这个指示时，离开会只有两天，王明却不着急，他把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叫来说：“我口述，你笔记。”

  当时王明的身体情况并不好，那天他口述时却很有精神，一口气口述了17个小时，李光灿记录得手都酸了。这17个小时的口述记录未加多少修改，就形成了2.3万字的报告稿。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4月30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一直实施了30年，直到1980年才被重新修订，重新修订时，其根本原则和内容没什么变化。

  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但他总想用自己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销中央要他对过去犯的错误作出书面检查的要求。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这个决定把王明和工作和错误分得很清楚，要求他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王明对此却不予回应。

  1956年1月，王明带着妻儿前往苏联治病，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国。1966年“运动”爆发后，王明在苏联的庇护下，写了许多文章，公开反对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0岁。